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主观罪过——“过失说”之提倡

在涉疫犯罪惩处中,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属于重点和难点问题。本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基准应为,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有无认识,以及对之持何种态度。基于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沿革的历史考查,通过对本罪进行体系性解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依据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观点,本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且只能是"过失"。针对"过失说",批评者从刑法谦抑、立法表述、体系协调、共犯处理、处罚漏洞等方面提出的批判并不成立。"故意说""混合说"等其他学说也存在明显问题。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应为过失。     

再评罗章龙与中共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

罗章龙在面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能够结合自身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分析"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根源、本质与危害.但是在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中,罗章龙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要求完全改造中央,并且发展与王明的宗派斗争,走上了宗派主义的错误道路.两派最初是在思想领域内围绕如何解决李立三"左"倾错误、如何改组中央领导机关出现分歧,但随着矛盾的不断升级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介入,思想斗争演变成为政治路线上的斗争与权力斗争,并直接导致罗章龙走上了另组"中央"的道路.罗章龙对纠正"左"倾错误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不顾党的组织原则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党的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失.     

论正当防卫中不作为的不法侵害

真正的不作为和不真正的不作为都可以构成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单纯不履行民事债务的,也同样。当行为人的不作为与即将造成的法益损害间不再存在显著的时间间隔,或者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导致自己丧失之后履行作为义务的可能性时,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已开始。行为人以不作为的方式维持对法益既存的危险状态,且这种状态的延续仍然在提升对相关法益的危险或者扩大法益损害的范围,则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就尚未结束。对不作为之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受防卫必要性要件的限制,只有在其客观上确属有效制止不作为之不法侵害所必需的手段时,才能通过正当防卫合法化。     

“左”倾错误与国民党两个高级军官的毙命

一1931年,鄂豫皖红军在反“围剿”的双桥镇战斗中,活捉了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岳维峻,字西峰,陕西蒲城人。岳少时习骑射,有侠气,后加入同盟会,参加关中反清起义,后入陈树藩军中之教导营,与胡景翼等参与讨袁、护法诸役,岳任靖国军前敌总指挥,后为国民二军总指挥、师长     

浅谈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荣辱观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是非观念,历来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正确的荣辱观,可以使一个民族健康向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反之,会使之走向堕落和混乱.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忽视了荣辱观和价值观的教育,部分社会成员的荣辱观和价值观出现不同程度的迷失和扭曲,社会风气恶化并开始危及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胡锦涛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切中时弊,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必要而且急迫.首当其冲的重点教育对象应为党政干部和青少年.党政干部是社会表率,官风正则民风清;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德才兼备,民族复兴才有希望.     

论私权之本质——兼论我国私法的建构基础

鉴于传统的权利本质学说均无法全面的指出权利的所有特征 ,对于权利本质之研究采要素解释学的方法较为合理 ,研究权利之本质实际上就是确定何种要素为最核心、最基础之要素 ,就是确定权利概念的中心词。私权之最核心和最基础的要素应为自由 ,这是由私权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所决定的 ,私法建构之权利本位要求私法建构应以自由为本位     

论我国宪法中财产征用条款的完善

我国的宪法经历了多次的修改．从1954年的制定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到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修改对财产权的规定基本上是沿着一个思路。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在1982年的宪法修改中规定了“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1988年的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租、转让”，第一次部分承认了私     

以借据为侵害对象的犯罪行为定性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民间资金借贷日益增多。这一方面大大促进了民间闲置资金的流转 ,加快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 ,有力地补充了国家金融市场的不足 ;另一方面 ,由于民间借款合同大多仅以债权人单方持有、债务人单方签名的简单借据等为凭证 ,一般并无公证和其他见证 ,出现了一些以借据为侵害对象或者侵害手段的违法犯罪 ,威胁和侵犯到了公民的财产权利甚至人身安全 ,扰乱了民间借贷市场的秩序和社会秩序。因此 ,探讨借据纠纷和相关犯罪 ,对于统一法学界和司法界的认识 ,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打击借据违法犯罪 ,维护民间借贷…     

中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描述、追问与评价

我国刑法中的目的犯可以分为典型的法定目的犯、非典型的法定目的犯和非法定目的犯,本文主要研究典型的法定目的犯问题.对于我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笔者进行了全样本的深层次追问,并且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对于我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之立法的总体评价.